葛柱兴的画作《海的女儿》。

　　于德利的画作《卖鱼》。

　于德利正在家里画画。

　葛柱兴和他画的《海娃》。

　　毕成瑛在海参池子边吹葫芦丝。

　　金州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葛柱兴家和他商量选送农民画参展的事。

　　农民画是一个独特的表述，是因为当时创作这种画的都是农民，它的正确表述应该是中国现代民间绘画，在世界美术史上都有它的位置。

　　金州农民画历史上曾名噪一时，1988年金县与当时的上海金山县、陕西户县一起被国家命名为首批农民画画乡，当时全县23个乡镇都有农民画创作辅导站，全县有130名成熟的农民画作者。金县农民画曾多次在全国获得各项大奖，部分作品到苏联、挪威等国家展出，并在国外引起轰动，倍受赞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农民画的画家渐渐离开农民画创作阵地，有人惊呼“农民画画家都到哪儿去了?”还有人说“农民画已经是一段历史，今后不会再有”，也有人婉转地预测“农民画作为一个画种还会存在，但农民画的作者不再姓农”。

　　然而，农民画并没有在一些人的惊呼声中消失，过去放下画笔去挣钱的农民画家在解决了温饱富起来后，重新拿起了画笔，实实在在地玩起了自己喜欢的艺术，甚至豪气十足地要和外国艺术家切磋。前年，庄河农民画就走进了中国国家美术馆的展厅。现在，一些跨国艺术品经纪人已经开始上门与农民画家商谈代理。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金州文化馆已经对全区的农民画家进行了一次普遍摸底，并且以个别辅导和约定作品的方式，组织农民画家创作，筹建的金州农民画展售中心，也将为金州农民画再次蓬勃发展打通道路。

　　近几天，在金州文化馆的新展厅里，五地农民画联展正在紧张筹备中，先前在外地看过此展的人推崇这其中有“茧手画出的毕加索”。尽管现在金州农民画的数量不是太多，但作品层次很高，金州农民画勃发之势已见端倪，不久将会东山再起。

　　现年54岁的金州区文化馆美术创作员郝传松，正在兴奋地布置金州、庄河、东港、宽甸、岫岩五地农民画联展。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跟随于振立等老一代农民画辅导老师到各个乡镇去办农民画辅导班，说起当年的下乡辅导他仍然兴致勃勃：“那时候全县23个乡镇都有农民画辅导站，我们按照年初的工作计划轮流到各乡镇辅导，有时候几个乡镇同时抢着让你去，你去晚了乡里和农民画作者都不高兴。我们扛着铺盖卷坐上公共汽车就走了，农民画作者也从村屯里出来，带着铺盖卷来到乡镇文化站，男女分开打地铺，舞台角落、临时倒出来的仓房都可以作临时宿舍，那时是对培训过的作者重点提高与初次培训的新手普遍辅导相结合，就在一个班里，大家提高得都很快。来参加培训的都是逐级选拔的，培训期间在队里拿最高工分、还有伙食补助和误工补贴，能进辅导班是件很光彩的事，大家的学习热情也很高，一期班下来二十多天，就能拿出一批作品。我们辅导员回来车费报销，下乡补助一拿还略有剩余，干劲也大。现在下乡，吃、住、来往车费都成问题。”

　　那时候农民画画真是画感觉，画心情，尽管不讲透视，不抠技法，但对着一幅幅出自农民之手的画作你可以看到他们袒露的心扉和毫不掩饰的心境：朴实、生动、绚丽、抒情。农民画的表现手法有着明显的民间特色，它以大红大紫的色彩，极度夸张的描述，寓意深刻的主题，简洁明快的笔触勾画出了美丽的田园风光，栩栩如生的农家生活，气氛热烈的劳动场面和欢天喜地的节日庆典，充分体现了现代民间艺术的特点。所以有人说，农民不是用双手在画画，而是用他们的心灵在画画。淳朴、善良和豪迈的感情色彩，闪耀着现实的美好与理想追求的构图造型，让这些画作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和民族特色，作品的生命力十分旺盛。

　　当年农民学习和创作农民画的率真和质朴也让人倍感农民画的亲切。有一年，郝传松到三十里堡乡去辅导农民画创作，一位接受辅导的农家妇女羞涩地问郝传松：“别人都说画画得有法，我不按照画法画行吗?”郝传松答道：“最重要的是画出你的感觉，画出你心中的画面，不要怕人说你不懂透视。”几天后，这位农家妇女把她心里的画面画出来了：一头毛驴拉着一车豆腐来到村头，几个农家大嫂拿着盆子从不同方向笑着走来，这是一幅农村乡道上经常能看见的温馨画面。许多人都被这质朴而温暖的乡村生活场景所感染，齐声叫好，但作者还是收敛着开心的笑容诺诺道：“可是这画是我心中的记忆，没想着透视对不对，一只毛驴的四条腿都被画出来了，行吗?”一片笑声响起，郝传松和在场的人都给她鼓励。此后不久，这幅《卖豆腐》还真的在省里获了大奖。许多当时热衷农民画创作的作者说：“咱农民画画，玩的就是感觉。”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金州农民画一直处在比较好的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共有近百位农民画家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励近二百次，在挪威、瑞典、阿根廷、乌拉圭、苏联、日本等国家展出，普遍获得好评，部分作品被国外艺术家收藏。1990年，金州农民画参加辽宁现代民间绘画赴苏联展出，得到高度赞许，《辽宁日报》曾以“农民的画轰动了莫斯科”为题进行了报道。

　　为生计暂放画笔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画创作开始走入低谷，许多农民画家都已经放下画笔，各个乡镇已经不再举办农民画辅导班，农民画辅导站也没了踪影，金州农民画在各种展览中也偃旗息鼓。其实，当时不仅是金州农民画，全国的农民画创作都呈现出疲软和下滑的状态。

　　毕成瑛是当年农民画鼎盛时期金州向应乡一名高产的农民画家，他的作品多，获得的奖项也多，在金州农民画画家中算是个一流高手。正当他的个人风格逐步形成时，农民画开始走入低谷，毕成瑛不见了踪影，此后的十几年中再也没有人见过毕成瑛的画作。问起村里的人，大家都说：“他挣钱去了，都说他是有名的画家，那他也得吃饭，俺们农村不像你们城里有工资拿，一春不种地，一年没粮吃，不挣钱靠画画能活?”

　　几经周折，记者在普兰店的一处海边找到了毕成瑛，在一大片海参池子中的一间小房子里，被海风吹得脸色黝黑的毕成瑛说起这十几年的经历感慨颇多。当年他放下画笔后先是靠自己的画画手艺干了几年装修，觉得挣钱不多，又跟别人一起承包工程队，虽然挣了一点钱，但也不如意。他又干起了海参养殖，海参养殖投入大，回收成本较慢，没有个三年五年，见不到钱。现在的毕成瑛已经成了半个养殖海参行家，每日守在海边的海参池子旁。海边四周都难看到人影，孤独寂寞中他也时常回忆起当年画农民画的往事，但是他说：“我现在不可能再去画画了，人到中年，肩上有担子，不挣钱老婆孩子谁养?”

　　毕成瑛一个人在海边守着海参池子时，有时寂寞难耐就坐在池子边上吹葫芦丝。他苦笑着说：“这按农村老话讲，也算是在搞文艺。”在已经放弃农民画创作的作者中，像毕成瑛这样为生计而放下画笔的占了绝大多数，他们说，喜欢农民画，但不能不生活，当初放弃不等于将来不干，现在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保障不断完善，还真有重新拿起画笔的想法。

　　那么，农民画走入低谷还有些什么其他原因呢?金州区文化馆负责农民画辅导工作的郝传松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分析道：一是现在各乡镇、街道主管文化工作的干部，专业不对口，业务能力差;二是缺少相应的体制支持和资金;三是辅导师资的欠缺;四是农民画的市场开发不成功。

　　为理想重整旗鼓

　　今年五十多岁的葛柱兴是金石滩乡庙上村一个普通渔民，虽然就是个打渔的，但父亲爱好书法，母亲专长民间刺绣，使他从小就受到熏陶，他自小就喜欢画画，后来在金州文化馆学习农民画创作，画出了很多表现渔民生活的作品并多次获奖。

　　当农民画创作走入低谷时，葛柱兴也下海经商，干起了艺术装饰，但当时就放下话来：“我挣钱不为别的，就为画画。”当时有人认为他话说大了，心太高。十几年来，他一边做着生意一边琢磨农民画。现在他车子、房子都有了，真的把日益兴旺的生意放下，专心干起了农民画。这几年他一有空就联系当年的农民画家，与他们一起切磋技法探讨农民画发展的方向。去年浙江秀洲举办农民画节，他驾着自家车，载着金州文化馆馆长谭秉吉和农民画辅导员郝传松驱车前往，他们三人一路学习外地的农民画创作经验，一路谋划着金州农民画复兴之举。

　　从浙江回来后，葛柱兴潜心创作，到现在已经画出三十多幅新作，大都是表现渔家生活和渔村民俗的。他的画构图和造型带有浓厚的民间剪纸风味，用色浓艳，变形突出，似在抽象和具象之间，写实与写意手法共用，既质朴又现代，近年来频频获奖，已经有专门作国际艺术品经销的经纪人前来商谈代理。在即将开展的五地联展中，他的十余幅作品都是上乘佳作。葛柱兴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天津美术学院专修民族民间美术，让他毕业后回乡做农民画创作方面的工作，一定要把中国农民画做到世界画坛中。

　　像葛柱兴一样坚守农民画阵地的还有于德利。出生在金州区华家屯镇的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和获奖，经过十几年的沉寂，近年来他又开始大量创作农民画，大部分作品都是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他曾用了17个晚上画出了大幅画作《过年》，深得国内外好评;他的《大篷车》描述农村结婚习俗，曾被国家文化部选送到俄罗斯展出并获得奖励。台湾东森电视台还专程来采访他。

　　刘向阳是当年金州区大魏家乡的一位农民画家，他17岁时中学还没毕业就开始画农民画，18岁就获得过省里的二等奖，农村实行了承包制以后，他先是在乡里开了个照相馆，后来又跟人南下做生意。现在他已经是一位很有影响的雕塑家和艺术品收藏家了，金州火车站前新落成的大型雕塑《翔》就是他的作品，他说：“我是在农民画土壤里萌发艺术胚芽的，我现在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农民画的基础，我的骨子里还是喜欢农民画，尽管我多年没画农民画，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农民画，我正在探究如何把中国的农民画拿到世界艺术舞台上去展示，中国的农民画一点也不比国外的现代民间绘画差，有眼光的外国艺术家都已看到这个潜在商机，我将为此推波助澜，也算是为家乡的农民画事业的发展做点回报。”